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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例如，薄熙来案微博直播，普通被告人的案子各级法院能不能本着同样标准处理？薄熙来案律师辩护充分，证人也到庭接受质证，其他普通被告人能否获得同样待遇？ 2.选择性追究公民的刑事责任是最严重的司法不公。如果考虑到今年1月9日以来的新发展，我觉得无论如何还应该加进许志永、王功权案。

据我了解中国法学人士普遍认为许志永案一审判决有罪和判有期徒刑4年是讲政治的结果。它们是： 1．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11.许志永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它们包括： 1.地方各级法院都应由上级人大产生，对上级人大负责。3.应该承认司法机关不同于议会和行政机关的特殊性，将中共在司法领域的执政行为尽量间接化，党的机构应完全不干涉各种具体案件的立案和审理。

薄熙来本人是红二代、前政治局委员，李某是名人之后，他们犯罪都严格依法受到了审判，没有特权。我相信法学界普遍认同他们法律意见。2．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

2.有必要在理论上否定司法讲政治。7.一年多来的司法案例比过去更充分地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5.刑事被追诉人得到了律师更充分的辩护，相对于李庄前律师在重庆办的案件而言。如果联系宏观政治环境，平等司法方面需要反思的事项更多： 1.当然，人们也不免担心，薄熙来等高官和李某等名人子弟得到的司法待遇，普通人得不到

人们一般之所以依赖于程序公正感受作为审判公正判断的主要来源，还与结果公正进行比较评价的信息匮乏有关。与个人偏好或者外部行为规范不同，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们的个人道德标准应当适用于每一个人。

但是对于相信辛普森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美国公民，其批评指责之声在判决作出后并没有消退，他们对辛普森审判并不感到满意。换句话说，当判决结果没有冤枉无辜或者没有放过罪犯，人们就会把结果视为公正的，并产生对司法的信任，程序是否公正在此情况下对结果公正判断影响甚微甚至没有影响。由于要将许多可能性进行比较，往往比较麻烦，有时甚至不可能。虽然人们愿意接受经过公正程序审理所获得的与己不利的结果，但当社会成员具有判断结果是否公正的信息时（例如，把他的审理结果与其他相同案件的审理结果进行比较），程序公正效果就不会产生。

一个好事者把这一场面录了下来，卖给电视台，播出后公众气愤，要求惩罚打人警察。由于犯罪和罪犯几乎不可能在任何个案中是一致的，因此多数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结果公正比较对象。道德信念是人们有关世界基本运行方式的核心理念，当其遭受侵害后，等于就是颠覆了最基本的善恶观念，于是就会使人产生愤怒、蔑视和厌恶等消极情绪。程序公正效应也是有限度的。

当人们的道德信念被唤醒时，人们对相关事件的评价将会不再依赖于外在指导。同理，在罪行模糊的条件下，不管是否判决有罪，也不会产生修正程序效果。

因此，在事实清楚的条件下，由于判断者已经具备足够的信息来判断有罪无罪的审判结果是否公正。就这一点而言，美国民众对审判结果的评价同样是以道德命令作为标准，与我国并没有显著差异。

后来被警察截住，几个警察把他用警棍臭揍一顿。这是人们依赖于程序公正感受作出审判公正判断的另一个原因。消极事件（例如看到一个无罪的人被错误定罪）会导致消极情感，消极情感反过来会影响到对公正性的评价。其中，关于审判结果的公正性判断，法律人群体（包括司法界及法律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与普通民众看法之间产生了交锋。人们会利用自己的公正感受的经验，作为进行公正感判断的启发物，减少认知复杂度，提高判断效率。  近年来，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的审判往往成为全国舆论风暴的汇集点。

那些深深植根于（特定文化）民众心中的强大态度，处于道德信念的深层，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难以改变性。有关结果是否公正的独立评价标准，主要存在两种理论：一种是公平理论，另一种是相对剥夺理论。

因此，在案情模糊的条件下，由于判断者无法获得结果（判决有罪或者无罪）是否公正的充分信息。公平理论是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认为人们会计算自己的收获与投入之比，并且会与参照对象的收获与投入之比进行比较，从比较的结果来判断分配结果是否公平：如果比值相等，人们会产生公平感。

持有特定道德信念的人，通常被视为绝对主义者或者作为世界真理信奉者，认为其他人应当与其分享相同信念，因此更可能会把他们的信念强加于他人。这会使不公正程序因结果公正而正当化，但这也是道德律令效应无法避免的消极后果。

事实上，对于辛普森案件，美国民众的反应分为两种：对于相信辛普森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美国公民，确实没有过激言论和行为。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我国公众长期秉持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必然结果。例如，即使权威机关宣布某个事实上有罪的人被认定无罪是根据法律规则和正当程序作出的，人们通常可能也不会接受判决结果，因为此时人们会从道德命令的角度寻求到自给自足的评价标准。  李昌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但是，人们通常并不能完全了解可资比较的其他人的信息。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曾指出，只有在赌博等结果本身无所谓公正与否的情形下，才会产生纯粹的程序正义，即不管出现什么结果，只要是依照公正程序得到的，人们就会认可接受与己不利的结果。

不过，当判断者具备结果是否公正的比较信息时，结果公正判断就会独立于程序是否公正的感受，人们会把结果是否公正进行单独判断。而在罗德尼·金事件中，法院不公正的判决结果更是引起了洛杉矶暴动行为。

简而言之，当人们对判决结果已经具有一个明确的道德标准时，他们对司法审判的满意度主要来自于该标准是否得到实现的影响，而不是如何得到实现的。此外，近期研究还揭示，当结果与人们内在的强大道德信念发生联系时，程序公正效果也不会产生，人们主要是从结果是否符合人们的道德信念进行公正性判断。

所谓程序公正效果，是指如果司法决定是通过一个公正的程序作出的，就更可能获得人们的认可、接受，并能够促使人们自愿执行司法决定，产生遵守法律、信任法律和司法者的积极效果。当人们事先已经了解到案件事实，并据此产生被告人是否应当判处有罪的道德命令后，结果公正判断的影响因素为道德命令得到实现的情况。它就是一个社会中的道德命令，属于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另一方面，只要法院的判决结果不符合普通民众的期待，普通民众就会指责判决不公，进而质疑判决程序的公正性，怀疑法官在作出判决之前存在腐败行为，甚至发展到人身攻击。

后来，法院重新审理此案，两名警察被判有罪入狱。此时，程序是否公正对于结果是否公正的影响甚微或者没有影响。

但是，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重视正当程序的国家，民众也同样持有强烈的道德命令。消极情绪的产生可能会使人们无法再进行理性的思考，甚至可能会诱发人们采取过激行为。

两者都强调了评价结果公正时其他可资比较的信息的重要性，即把当前的结果与其他人的结果进行比较。  （二） 道德信念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但是对于某些道德价值，如你不得杀人，则具有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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